陪診師似乎成了一門高薪職業，很多博文、短視頻都在傳遞著“做陪診師，輕松月入過萬”的信息。

干這一行，準入門檻并不高，有醫學相關背景是加分項，沒有也無妨，并不存在專業資質審核的考試。在本質上，陪診師是販賣時間與服務的人。對他們而言，相較于醫學知識儲備，熟悉醫院環境、與患者迅速建立信任關系、在行為和情緒上照顧患者，才是更重要的事情。

這就決定了在當下組成陪診師隊伍的是來自各個圈層的人。兼職媒體人、辭職護士、待業青年等都涌進了這個行業。他們把時間明碼標價，進行售賣。

這一行業尚沒有價格規范，而從業者對自己時間價值的定義也是天差地別——有的陪診師半天的定價為40元，有的卻要400元。

當下的陪診行業，更像一片野草地。它生機勃勃，肆意生長，沒什么章法可言，既沒有行業規范，也沒有官方背書，整個行業就建立在簡單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需求關系上。

“輕輕松松月入過萬”的說辭，似乎帶著點理想主義的色彩。

雖然陪診師在今年走紅于網絡，但回歸到現實中，它仍屬小眾行業，大家對它的認知度并不高。在和陪診師Lucky聊到盛傳的“高薪”時，Lucky脫口而出“假的”——月入過萬，只屬于金字塔塔尖上的人。

陳陳就是被陪診師索要的高價勸退的一員。今年6月，陳陳需要做一個心臟微創手術，她一個人在北京，不想和家里說這件事，正好在小紅書上看到了陪診服務，就動了心思。但在溝通后她發現，如果找陪診師，一天就要支付800元陪診費。“我突然就覺得自己又行了，像掛號、約手術這些我自己都弄完了，我是微創手術，也不需要人照顧，最后就找了朋友在術前幫我簽了字。”

在800元面前，孤獨似乎不再難以忍受。

對絕大多數年輕人來說，弄清就醫流程、熟悉醫院結構并不是件難事。他們找陪診師，更多是想要尋一份陪伴。但用好幾天的打工錢換一份陌生人的陪伴，這件事聽起來并不劃算。

李億找的陪診師，半天只收費40元。她之前沒自己去過醫院，一個人不太習慣，于是就在網上發布了帖子。“我對陪診師沒有醫學背景上的要求，只希望她是女性，年齡和我相仿就行了。最后找到的小姐姐也不是專業陪診師，我倆都是第一次去這個醫院，她主動幫我排隊、拿包，我很輕松，整個過程中她就像個會照顧人的朋友。”這種幾十元的陪伴，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的需求。

陪診師Lucky直言：“想要年輕人為這件事付費還是很困難的，人家一聽價格就走了。”對于陪診師來說，老人、小孩以及帶寶寶的媽媽，才是他們主要的客源。對這類人群而言，陪診師不再是提供情緒價值，而是代替某一家庭成員的角色，從而讓求醫這件事流暢運轉起來。

王力就有給他父親找一個長期陪診師的打算，他和妻子都從事金融工作，平常很忙，一直是父親幫他們帶孩子。年初的時候，王力無意間聽兒子說，爺爺每天都在廁所待很久，有時候剛出門就要折返。問起父親，王力才知道這種情況持續快小半年了，他心里覺得不妙，執意要帶父親去醫院看看，結果被醫生告知，父親接近肛門處的大腸發生了病變，必須進行手術，如果條件允許，最好接受化療，否則有癌變的可能。

王力很愧疚，因為自己長期缺席，沒能發現父親的健康問題。但王力也清楚地知道，自己想在父親治療期間陪伴他，依然是件奢侈的事情。“年假用光了，那天帶我爸去醫院請的事假，扣了1600元的工資，那幾天把我愁壞了。后續還有長期治療，真的請不起假。后來和同事聊天，知道有陪診師能替我帶著老人去醫院，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。”王力說。

約定好時間后，陪診師會準時出現在小區樓下，提供接送、就醫一條龍服務。用王力的話來說就是：“他們比我這個親兒子還細心，下車開車門，上臺階攙扶，包里備著水和干果，我爸和他們處得很開心。”

前兩次化療，王力找的都是同一個陪診師，他們甚至探討過建立長期合作關系。面對穩定的客源，陪診師也愿意把單次陪診價格從500元降到350元，但最終沒能過王力父親這一關。

“每次做化療都是在同一個地方，去了兩次以后老爺子就熟門熟路了，他說醫院里一個人去化療的可不少，說什么也不愿意在這上面花錢了，再說就急眼。”王力解釋道。

在快節奏的生活里，陪診師是這些分身乏術的人的替身，他們的存在有著必要性。但替身終究不是本體，即便服務再好，陪診師也很難扮演親人的角色。而金錢換來的陪伴，也很難不成為負擔。

陪診師就像飄浮在醫院中的隱形人，游離于常規的醫療體系之外，在龐大的醫院里，他們發揮著向導和保姆的功能。這是一份需要溫度和情感的職業，但情感和金錢，似乎天生就是對立面。

盡管這個行業幾乎沒有準入門檻，但想要成為一名優秀的陪診師并不容易。

斷斷續續做了4年陪診師，在今年年初決定全職做這件事的于雨，向《新周刊》描述了他的日常工作。工作內容主要分為前期溝通、提前踩點、帶顧客就診這三個環節。

沒有足夠的耐心，做不了這一行。每個來咨詢的客人，都帶著一堆問題。當地的防疫政策、醫院的規定，甚至具體到某個醫院的問診流程，于雨背得滾瓜爛熟，但顧客的轉化率并不算高，“十個來咨詢的人里，可能最終只有一兩個會定下來”。

外地來的顧客，他會主動提供接站、幫忙訂酒店的服務。遇見行動不便的老人或小孩子，他也會主動詢問需不需要接送，還因此幾次被質疑是騙子。“第一次服務的顧客，還真沒幾個敢上我的車，大家可能會有顧慮，怕我是人販子，畢竟我們沒有官方平臺的保障，完全是一對一的交易。”

上海的醫院很多，科室繁雜。據于雨了解，陪診師不會只在一家醫院服務，“我們肯定是緊著顧客來，不能挑單子，不然會餓死”。所以碰到不熟的科室，于雨都會提前去踩點，為客人規劃出最優路線。在于雨看來，這是陪診師專業能力的體現，必須提前做功課。

帶顧客就診的環節，則比想象中精彩。多數時間，于雨只需要本色出演，做一名專業、體貼、有服務精神的陪診師，但偶爾也需要飆演技。“有一部分老人，是不能接受花這個錢的。心疼錢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，他們會覺得自己沒老到醫院都不能一個人去的程度。但他們的子女不放心，這時候就需要我偽裝身份了，他們孩子的朋友、社區的志愿者，我都當過。”于雨說。

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是陪患有甲狀腺癌的王阿姨去復查。為了讓阿姨相信自己志愿者的身份，于雨特地翻出了大學時志愿者協會的帽子，還印了張傳單，介紹“免費陪60歲以上老人就診的社區公益”。不巧的是，那天于雨在醫院碰見了朋友。“他沒看見王阿姨，上來就和我說‘今天怎么沒接單子呢’，嚇得我心臟狂跳，瘋狂打岔，生怕王阿姨懷疑。現在想想還挺有意思的。”

不過大多數陪診師還是兼職，客源不穩定是大家普遍面臨的問題，全職做這件事，很容易饑一頓飽一頓。

Lucky的本職工作是媒體人。兩個月前，她在陪家里人看病的時候跑了幾家醫院，了解到了這個行業，當時她就覺得這是一片藍海，索性在小紅書等平臺上接起了單。第一個月，有十個人找了過來，談妥了三個單子。

小杜是保險銷售員，他發現很多人看病都不方便，就做起了跑腿、代診等服務。他在抖音上運營著兩個賬號，這是他招攬客戶最主要的渠道。

做陪診師，性別有時會成為優勢。在年輕群體中，女陪診師往往更受歡迎。“可以理解，相同性別可能帶給客人安全感，大家也會下意識地認為女性更細心，陪診過程會更舒服。”于雨說。但在面對老人或腿腳不太利索的病患時，男陪診師的優勢就發揮出來了，“歸根結底還是要看顧客的需求”。

陪診師并不需要大包大攬，像定哪個醫院、約哪個醫生這些事，Lucky都不會去做。“就醫這件事的決定權，一定是在客人手里，要選擇他們自己信任的醫院和醫生，我們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做好所有事情。”Lucky說。

陪診師這個職業，聽著新鮮，但實際上已經有20年的歷史了，也曾經“死”過兩次。

2001年8月，《中國老年報》曾發布過一篇名為《陪診服務顯京城》的報道，文章里講述了獨居老人李阿婆花費100元聘請專人，陪她順利完成就醫的故事。

隨后幾年，很多醫院為了改善病患的就醫體驗，也開始牽頭設置了類似于陪診員的崗位，但醫護體系內并未將這一職位系統化，反倒是滋生了醫托、黃牛等亂象，所以這個崗位很快就被醫院取締了。

2015年前后，陪診行業再一次迎來了高光時刻。當時，互聯網醫療創新行業興起，多家陪診機構在這個大潮中涌現，如安心陪診、e陪診、無憂陪診等，還有幾家走上了融資的道路。那時候業內人士就認為，陪診不應該是處于醫療邊緣的行業，而應該是一項貫穿全生命周期的服務體驗。

但后來推出的“限制加號”措施，以及一些打著“陪診師”之名，行“號販子”之實的人，都讓這個行業再一次面臨挑戰。

今年陪診行業回春，更像是基于社交平臺實現了個體之間需求的匹配。Lucky和小杜都認為，如果條件成熟，組織一群人做陪診，是一門好生意，但他們都沒有頭緒。現有的陪診機構，并不足以對他們構成吸引力，從機構的招聘信息來看，北京地區全職陪診師的工資，最高就在10000元上下，不僅時間不自由，還要給機構分成。

“有亂象是必然的。”Lucky說，“現在做陪診師并不需要任何專業資質，可以說人人都可做陪診師，肯定什么人都有，如果真的想改變這個生態，第一步就需要陪診師專業資質的認定，這會對行業帶來很大的變動。”

在當下，互聯網的開放生態讓他們接觸到不少客源，但也存在著風險。“很多平臺現在的風控很嚴，所以現在挺難做的。”小杜說。這是一個行走在邊緣地帶的行業，至于未來能繁榮多久，誰心里都沒譜。

國外的陪診行業也還在探索中。僑姐在迪拜生活了十幾年，但真正知道陪診這個行業，還是在兩年前。她的本職工作是導游和翻譯師，當時迪拜的一個中資公司找到了她——他們有一個員工生病了，但沒法回國，需要她去醫院做翻譯和看護工作。僑姐在醫院陪診了兩個月，也是從那開始，她做起了陪診師的兼職。